今年“十一”前后，全国19座重点城市密集发布楼市“调控”政策，坊间评述“史上最严”。去年11月底至此次调控前，曾两度“亢奋”的房价，在本次调控政策出台后，迅速降温，成交量大幅下挫。在暴涨出现前夕，他们曾是豪爽的炒房者，是正在等待平稳交接的购房人。但在突然出现的暴涨面前，卖方未获得更多利益，不惜通过提出离奇要求以逼迫买房人退出，由此带来的诉讼量正在迅速增长。失信背后，是给买卖双方都带来更多风险和不确定，尤其在政策变化的当口。

一线调查

暴涨楼市致炒房客屡现失信

今年“十一”前后，全国19座重点城市密集发布楼市“调控”政策，坊间评述“史上最严”。去年11月底至此次调控前，曾两度“亢奋”的房价，在本次调控政策出台后，迅速降温，成交量大幅下挫。

在调控政策出台前，被媒体形容为“跳升”的房产价格，在交易参与者中间，产生不小的心理冲击，可谓“步步惊心”——买方“抢房慌”，卖方“违约潮”。

买房“步步惊心”

在北京，链家中介位于东五环外的分店经理任杰宇告诉记者，8月份，该店接到卖方电话，提出“我要毁约”“来告我吧”的例子，就有两起。而在房价相对平稳的4至7月，四个月内，这个数字为零。

这位店长说，在北京，一套房在8、9两个月内跳升百万元是很正常的现象。“都是利益作怪，卖家觉得自己的房子卖贱了。”任杰宇说。

同样在这个月，在房价炙手可热的二线城市郑州，正在“换房”的任瑛发现，自己的房子过完户，准备接受购房验资时，突然接到中介电话：“业主说，房子不卖了!”

两个月前，她与业主签订的买卖合同，如今被毁约。这位“70后”愤愤不平地说：“契约与诚信，在利益面前秒成渣。”

由于房价跳涨，任瑛坦诚，自己收回的卖房款，已无力承担“创新高”的价格，“瞬间觉得自己无家可归了!”

“无家可归”的任瑛，聘请了律师，即将对房屋出卖人提起诉讼。任瑛仅是众多“违约受害者”中的一位。

伴随房价“快涨”行情，违约纠纷大量涌现，各类司法案件显著上升。

知名地产律师、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建章告诉记者，该所9月份接到的房屋买卖纠纷案，包括咨询的，都比同期数量多。而这个月是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最迅猛的月份之一。“在利益面前，契约可以随意被践踏，社会信用遭到严峻挑战。”孙建章律师说，“这不只是个法律问题。”

投资客的“秋收”

在违约者名单中，不仅有城市“土著”、城市中产，也有明星企业老总。

李A就是其中一位。1983年出生的李A，担任深圳市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。她同时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。

记者通过深圳市信用网查询到：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由A股上市公司——旗滨集团投资参股。

李A的毁约，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房产处置上。与她一同毁约的，还有她的哥哥李B。

今年6月7日，70岁的李某忠从河南老家赶赴北京。他此行，是要收割7年前“投资”的成果。

7年前，李某忠以自己及儿子、女儿的名义，在北京市东三环外某小区，一口气买下五套房。其中一套落在女儿李A名下，一套落在儿子李B名下。

李某忠此行的目的，是以代理人的身份，将这两套房卖掉。

李某忠早年在老家办企业，成为最早掘金的那批人。有了钱，选择在一线城市买房投资，坐享中国地产“钻石时代”。

李A目前已成为上市公司参股企业董事长。其兄弟李B，则子承父业，担任河南省巩义市大华机械有限公司法人代表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。

去年底今年初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上涨，李某忠决定将李氏兄妹名下的两套房“逢高套现”。

换房者的时机

并不是所有人，都能像李A、李B那样幸运。

毫无“家庭背景”的童先生，为了买房，只能靠白手起家。大学毕业，打拼了7年，他才拥有一处“蜗居”。今年初，孩子满三岁，原有住房已不能满足“三代同堂”的需求，他决定换房。

5月中旬，他通过一家中介将原有房屋挂牌出售，不久后，与买家签约。与此同时，他开始四处看房。

此时的北京，“3·30新政”出台后，楼市呈“量跌价稳”状态。而在“3·30新政”出台前，全国一二线城市经历了一次“暴涨行情”。

经过暴涨行情后的政策降温，很多“炒房客”判断，房价见顶了，可以套现了!

“新政出台后，房屋买卖存在小幅的议价空间。”链家地产成寿寺店经理王龙跃说，4~6月，不少房都有10万~20万元的砍价空间。

历经21次看房，5月底、6月初，童先生通过麦田地产中介，看中东三环外的一套三居室，经过中介撮合，他决定签约。

按照约定，6月7日，业主代理人从河南赶赴北京……

合同开局看起来很美

6月8日下午，三方见面签署正式合同。

李某忠作为业主代理人，与童先生签订了《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》，他们同时与麦田地产中介签订了《居间服务合同》。

合同显示，总房款550万元。由于房屋“满五不唯一”，买受人需另缴契税36万元，同时，需向中介机构支付居间服务费8.25万元。也就是说，童先生为该套房屋，需支付人民币594.25。